华不才，于此略陈浅见：众器皆乐，唯琴载道。此理非我一人有之，自古以来皆有，然今世风日下，有琴家大谈古琴大众化，积极倡导古琴器乐化，认为古琴与其他西乐无有不同，岂非谬哉？

古来就有庙堂之琴、山林之琴与江湖之琴的区分，何故？盖琴无论是以其材质，其制式亦或是以其音韵，皆传承我中华文明之思想精髓也。唯琴，能上升至一个哲学的高度，其他乐器，我未见有之。自庙堂之用始，后为文人之雅好，皆非其他乐器可比者，江湖中偶有艺人操琴献技，在当时就已非主流而受非议多矣，故有文人琴与艺人琴之别。何况于今乎？自来，琴派传承非常严格，前辈大贤皆以不得其人宁可不传，而不愿意琴道泛滥，就是其意矣，故有些流派渐有失传或凋微，应是其故。由此见之，古琴生命之脆弱性与坚韧性。何又以历千年朝代更迭，战火硝烟中得传以琴道吁？皆赖有一二高贤以淡泊之志，无竞之心，抱拙守志，严谨承道，故得传之。由此，华得知，琴道，传者众而承者罕矣。琴道之幸焉？琴道之不幸焉？

何为琴派者？为琴人体系自成一风格，并具缜密之琴学体系，有其琴理之论著，明确其师承纽带者，方可称之为琴派也。明清以降，琴派纷纭，琴谱叠出。大有百花齐放之势。自虞山派始，琴道复倡，各派之风格沿袭于今亦能所见，此为琴派之沿脉也。

何为琴道者？自古有云：君子抚琴涵养中和之气，藉以修身理性，当以道言。此已明白告之琴以理、智、乐为体，涵容中华传统之儒、释、道文化精髓，为君子修养之用器。已为一哲学之凝聚者也，故，琴载以道之。

以我广陵派为例，自初祖徐公常遇起创到今，已有十二代传人，渊源不断，其间琴谱迭撰，论著频出，为当时之冠。而细观广陵派之传承表，可见当时广陵派虽名重天下，慕者无数，却真正能传者唯一二子矣。试以广陵派第九代传人孙公绍陶为例，当年，孙公绍陶授徒颇多，而唯得其真传并谨守广陵琴道者，仅刘公少椿与张公子谦师祖而已。而刘公少椿虽亦收徒不菲，得其精髓者却唯有梅公曰强师祖一人耳。

广陵琴派，师承虞山却又脱胎虞山，以刚柔相济、跌宕起伏成其风范。其风格、技法、神韵、理论等自成一体系，遂于琴界有广陵派之称。至后，各位广陵派大师们皆致力于琴道的发扬，在刚柔相济、跌宕起伏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广陵琴韵音韵并茂、绮丽细腻，以至成今天所沿袭的风格。

广陵琴道自创之始，即以文人琴风为其主脉。传至孙公绍陶时，仍以此风格为主，而，刘公少椿幸得录音存世，能让我辈琴人得聆雅奏，细品刘公少椿之琴曲，在此基础上更为突出的是出尘脱俗，毫无杂虑，其文人风骨凛凛然，实为文人琴师之风范。此得自于自幼之家学之力也，后虽经乱世，然其中华自古以来之文人品性已深植于心，故不可移，至此，广陵文人琴韵可知一斑。传至梅公曰强时，因其自小身世飘零，每有所触，便生济慈之心（其收徐师永便是一例），梅公为人谦和雅正，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故其琴风更为于变化者，其情之使然也。其人以真性真情，所触所感充沛于中，具仁者之风。故尔，可在广陵风格原有之基础上将其推进，为其增添声韵并茂、绮丽细腻之琴风，使得广陵琴韵更为丰富。与此同时，梅公广收学徒，为弘扬广陵琴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待传至徐师永，其更在梅公曰强首创之绮丽细腻之基础上将广陵琴派圆润柔转之韵致再推上一步，其下指舒缓雅洁，吟猱之中除圆润之外，更能体现其文逸端凝。闻其琴也，若清风拂面，若晓月盈虚，若晴岚于壑，若白雪入梅。

由此可知，琴学之广，无可以边际。琴道之深，无可以终结。琴派之扬，无可以力尽。故，我辈后学可略知古琴流派在琴道及琴道发扬中的重要性。而当今有人大力鼓吹应将古琴与西乐同化，用西乐理论来约束、解释并规范在着几千年传承的自成体系的古琴，更有甚者竟有人提出用五线谱、简谱取代减字谱，着实令人不解。试想，若所有琴家皆风格化一，面目一样，古琴尚有何道可言？尚有何可学之处？琴界尚有何风格、意趣？

观当下之琴界，有一二子学得少许皮毛，即以“琴师”自许，借媒体大肆炒作，设馆收徒，无视于琴派传承，唯以利字当先。亦或有人自认学得几个流派的曲子，即以集大成者自居，眼高于顶，心浮气躁，令人可笑。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不禁令人感叹：当世能坚守琴道者，无几矣。若寻得淡泊宁静，超脱利欲如刘公少椿等前辈者，则更如凤毛麟角，屈指难数。

吾师徐永，得梅老真传，深得广陵精髓，却也由中得到广陵琴道中之淡雅恬静、清微澹远之心性，具有刚柔体用、洒迈忘尘之风格。其心，有容乃大，其行，无欲则刚。其学琴三十余年，一直谨守琴道，淡泊名利，潜心授徒，志在传承广陵琴派。其人收徒亦严，寻常之子，可教之，若得其认可为弟子，则首选品德，其德不正其心不专其志不坚者，难得其深传。徐师永常谓弟子云：此为梅老生前教诲也，师命使之，绝不能违。

余慕琴久矣，今得师收为门下弟子，何其之幸也。故，师之教诲，亦不敢违。若此生有幸，能传承广陵琴道之一二，当亦以师为榜样，修心修性，竞一生之力追求淳和雅正之琴道。